苏东坡的鄂东“朋友圈”（庞良君）

苏东坡被贬谪前，也有自己的“朋友圈”，且在宋朝的文人中，应该算他的“朋友圈”最大，结交的朋友最多。从皇帝百官，到贩夫走卒，他都一视同仁，倾心相待。可一旦遭遇“乌台诗案”被贬谪，他的老“朋友圈”也就一时散了，正所谓“相遇风雨中，聚散不由你我。”很多“至交好友”，渐渐随着人世变迁，一点点开始“隐形”，直至“消失”，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苏东坡最先被贬谪，就到了鄂东的黄州。时间是元丰三年春（1080年2月），这一年他才44岁，正值年富力强，可朝廷给他在黄州的岗位就是个职级很低的“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且被命“不得签书公事”。他在这里度过了4年又4个月的贬谪生活，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在陌生的环境里，他拿起笔来跟过去的老朋友写写信，想聊一聊过往的交谊，可是竟然没有一字回复，似乎都被整怕了，担心再受牵连。

初到黄州之际，他便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方巾，穿上了农人的芒鞋短褂，并在黄州城东一半坡处建了一座“东坡雪堂”，自个自悠然化身为“东坡居士”，他用文字这样描述自己的“小日子”：“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如此这般拥有了“东坡”田园，当年的苏轼，也就在黄州开始了“苏东坡”新的人生。

（一）

在孤寂的黄州一隅，苏东坡常常想起自己的四川眉州老家，也一度自悟“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可思来想去，他还是想结识一些地方的新朋友，好度过被贬谪的岁月。恰好在当年的江南“武昌”、如今鄂州的燕矶车湖，有一家王姓兄弟老家就是四川，他们一个叫王齐万，一个叫王齐愈，他们是从四川老家移居而来，听说到苏东坡被贬谪到了黄州，便在苏东坡抵达黄州十余天后，就特地到江北黄州去登门拜访了四川老乡苏东坡。显然，苏东坡在这种境遇中，突然能见到故乡人，自然是倍加兴奋和欣慰。只是因为寒食节临近，王氏兄弟与苏东坡在黄州相处了半日后，就要返回江南去。

初见初识又分别，苏东坡自是有些依依不舍，他来到江边，亲自送王氏兄弟上船，且站在江边一处高丘上目送，一直望到小船渐渐到了鄂州燕矶江边的刘郎洑，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到了自己的住处，苏东坡心潮澎湃地写了一首题为《王齐万秀才寓武昌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的诗，他如此写道：“明朝寒食当过君，请杀耕牛压私酒。与君饮酒细论文，酒酣话古江之濆。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可见，两人虽是初识，感情却走得很近。又据元丰7年，即1084年，苏东坡所写《赠王文甫尺牍》（王齐愈来愈，名文甫），吟道：“及今4周岁，相过殆百数。”可见，苏东坡与其往来频繁。

在燕矶车湖，苏东坡观察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物产丰富价廉，他托付王氏兄弟要在车湖边买田，打算就在这里养老。后来，苏辙要离开黄州将赴江州时，苏东坡又亲自将弟弟送到鄂州车湖，受到了王氏兄弟的盛情款待，苏辙有诗言作记：“相逢勿空过，一醉不须起。”他还用这样的诗句描述湖边农民的生活状况，即：“隔江买羔豚，收网得鲂鲤。朝畦甘瓠熟，冬盎香醪美；乌菱不论价，白藕如泥耳。谁言百口活，仰给一湖水。”从苏辙的诗句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那时的车湖就是江南难得的鱼米之乡。

《墨庄漫录》一书中也记录了一个苏东坡与车湖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苏东坡饶有兴致访车湖，恰逢大年除夕将近，其老乡王氏兄弟正忙着准备写春联，突见苏东坡翩然而至，就立马开口请苏东坡这位大家亲书一副对联。苏东坡不假思索，拿笔就写，即：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从苏东坡与王氏兄弟之间就这么随意看，显现出他们之间在鄂州“他乡遇故知”是多么的高兴和默契。

（二）

初到黄州的苏东坡，面对当年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难免心生悲凉，好在黄州府对其厚爱三分，力所能及倾情相待，而一江之隔的“武昌（今鄂州）太守”朱康叔对其也悉心关照，仅现存苏东坡与朱康叔之间的通信就有20封之多，占苏东坡在黄州期间的通信的近五分之一。苏东坡写给朱康叔的第一封信，是元丰三年（即1080年）4月，他在信中写道：“武昌传到手教，继辱专使坠简········双壶珍贶，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爱、可爱！········”此后，苏东坡致朱康叔的信中，还多次提到朱康叔派人给他送食物，如：在第四封信中，苏东坡写道：“兼承以舍弟及贱累至，特有厚贶，羊面酒果，一一收捧领讫·······”在第十六封信中，苏东坡写道：“叠蒙寄惠酒、醋、面，一一收检，愧荷不敢言。”

他在黄州住了一段时日后，其友人杜沂游了鄂州西山，就特意灌了一瓶菩萨泉水送给他。苏东坡细品了，夸赞这菩萨泉水可与唐代茶圣陆羽评定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相比美。不久，苏东坡来到西山，特地对“上为千牛乳，下有万石铅”的菩萨泉进行实地考察，竟用“泉水白而甘”、“泉所出石如人垂手”等语言，对菩萨泉水的色、味和泉石的形状作了准确生动的描述。

有一次，他陪弟弟苏辙一起游西山时，又专门向远道而来的弟弟介绍了菩萨泉，弟弟苏辙当即盛赞菩萨泉：“清泉类牛乳，烦热须一掬。”苏东坡还对菩萨泉这个说法的来历进行过细心考证，认为晋代武昌太守陶侃曾经赠送寒溪寺一座文殊师利菩萨金像，当时可能就供奉于这泉穴中，因而得名“菩萨泉”。后来，苏东坡又曾以菩萨泉水代酒，为友人王子立送行，并写下了《酌菩萨泉代酒送友人王子立》，即：“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其诗其情，写得格外洒脱。

对“菩萨泉”是如此推崇，对“潘生酒”也情有独钟。黄州人氏潘丙善酿酒，一家寓居鄂州樊口，以卖酒打鱼为生，并在樊口开了家酒店。苏东坡便经常邀约一些朋友到潘丙的酒店饮酒，也就留下了“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村酒亦自醇酽”的记述。可见在那时候，樊口“潘生酒”就名噪一时。苏东坡很荣幸熟识潘丙这位“酒友”，他在给秦观的信中写道：“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在《与秦少游书》中介绍道：“樊口有潘生，酿酒醇浓。”每次泛舟渡江，他都会到樊口，进潘家酒肆，品武昌鱼佐“潘生酒”，与潘丙悠悠对饮，尔后载酒上西山。故而，他写有“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的诗句，又使“潘生酒”生发出“樊口春酒”的美名。

苏东坡与潘丙交往甚密，他去麻城岐亭，潘丙等朋友专门送其到女王城东禅庄院；后来到郊外寻春女王城，潘丙又与相伴而行。在他的《东坡八首》之七里，他专门写他到黄州新结识且对他帮助颇大的三位朋友中，开篇写的就是潘丙，即“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家有十亩竹，无时客叩门。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苏东坡后来离开了黄州，他还多次写信给潘丙，对过去给他多方面的帮助致谢，称：“某向者流落，非诸君相伴何以度日？”并把修整雪堂、茸治东坡、留意乳母坟等事务托付给潘丙，到后来又无偿将这些位于黄州东坡的田地、房屋赠送给了潘丙，可见其交情深厚。

（三）

苏东坡贬谪期间，能自我超脱，实为不易。当初，他第一次闲游鄂州西山，就曾在灵泉寺里歇息。寺僧对名扬天下的苏东坡十分敬重，以菩萨泉水烹茶，又拿寺里特制的香油麦面炸饼招待。此饼可不经发酵就自然酥松，清芬香脆。苏东坡一饱口福，便询问其制作技法，寺僧告诉他，奥秘就在西山的菩萨泉水。后来，苏东坡每次来西山，进灵泉寺，寺僧都以饼相待。直到清同治3年（公元1864年），湖广总督官文来游西山，灵泉寺的住持僧宏儒也以灵泉茶、东坡饼招待，官文品后问饼何名？宏儒答道：“东坡饼。”官文听罢来历，性情所致，即呼侍者拿来笔墨，为之题句：“门泊战船忆公瑾，吾来茶话续东坡。”

因为被命“不得签书公事”，苏东坡也就有了更多闲暇到黄州周边有些地方去看看，而每一次出行，还得“朋友圈”的朋友或车马、或泛舟相助，如“自齐安舟行”，泛舟九江湖口一带，他欣欣然写出了《石钟山记》。苏东坡还与黄州周边的一些地方交往过一些朋友，譬如，他曾三次前往麻城岐亭见陈季常，陈季常也多次到黄州看望苏东坡，两人还留下了大量诗文。陈季常何许人呢？其人是苏东坡故人之子，其父即是苏东坡顶头上司陈希亮，老家在洛阳，本来家底殷实，却视功名如粪土，独自来到麻城岐亭这深山穷谷，做了一个隐世高人，对苏东坡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东坡还与在鄂东的“北宋医生”庞安时交谊甚深，两人相识于黄州。有一次，苏东坡患上了左手臂肿的疾病，听说庞安时善医，便慕名求治，他发现庞安时虽然耳朵有些聋，却聪慧过人，两人以手画字，庞安时竟全懂其意。苏东坡戏语说：“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庞安时即用针灸疗法为苏东坡治疗，只一针而疾愈。苏东坡痊愈后，便相约同游了浠水清泉寺，并吟诗豪饮，苏东坡特作了《浣溪沙 · 游蕲水清泉寺》一词来记录他和庞安时的友谊，词中写道：“山下兰芽短及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自此，两人交往更多，留下诸多人生趣事。

（四）

如今，黄州有个被妆点得像水墨画一样俊美的“遗爱湖”，格外令人陶醉。其实，此名来历，就与苏东坡在鄂东及黄州交往的朋友有关。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苏轼怀念武昌（今鄂州）太守朱寿昌时，作了一首词《满江红 · 江汉西来》，他在词中称赞朱寿昌说：“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朱寿昌不仅做官廉明，而且是当时全国24孝子之一，在武昌做官，却为黄州做了很多的好事，倍受两地人民所称道。那时黄州的太守是徐君猷，勤政亲民，对苏东坡的贬谪生活处境也很关心，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苏东坡作了《醉蓬莱 · 重九上君猷》词，其中称赞徐君猷：“来岁今朝，为我西顾，酹羽觞江口。会与州人，饮公遗爱，一江醇酒。”这是苏东坡的一个独特用法。

而苏东坡起名“遗爱亭”，则是只送给徐君猷的。他觉得徐君猷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官员，与他很谈得来，也常常与之结伴游览安国寺。安国寺的风光甚好，茂林修竹，悦可人意，他们在竹间的亭子里饮酒聊天，撷茶而食，不亦乐乎。到了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徐君猷准备离任去湖南，临走前，安国寺里的长老叫继连，为了感谢徐太守的功德，感谢太守给黄州人民的厚爱，请苏东坡为他们经常一起喝酒的那个亭子起个名字，以作为对徐君猷的纪念，苏东坡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便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遗爱亭”。徐君猷也很高兴，马上请苏东坡身边一个叫做巢元修（巢谷）的人把这件事写下来，做一个记。可惜这个巢元修刚从苏东坡的老家四川只来了几个月，对于徐君猷还不是很熟悉，又不会写东西，苏东坡看着他尴尬的样子，索性就替巢谷代劳，为徐君猷作了一篇《遗爱亭记》。

苏东坡在《遗爱亭记》里如此写道：

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夫君子循理而动，理穷而止，应物而作，物去而复，夫何赫赫名之有哉！

东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为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

每岁之春，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饮酒于竹间亭，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公既去郡，寺僧继连请名。子瞻名之曰“遗爱”。

时谷自蜀来，客于子瞻，因子瞻以见公。公命谷记之。谷愚朴，羁旅人也，何足以知公？采道路之言，质之于子瞻，以为之记。

这段话的第一段，对什么叫“遗爱”做了最好的诠释。他说的是，西汉有个大臣叫何武，在很多地方都当过官，但只要是这个人所到的地方，虽然没有赫赫的名气，却能够在他走了之后而常常被人们所思念，这样的人和事，就叫做“遗爱”。

苏东坡以何武做例子，一个是源于何武是四川郫县人，是东坡的老乡，也是蜀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官“大司空”，相当于国家副宰相的职位；再一个是来源于《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的记载：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奖称人之善。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于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

这些就是当年“遗爱亭”的真正由来。有了朱寿昌和徐君猷这样的官员朋友，才有了这些来龙去脉，也就才有了今天遗爱湖的美名与源远流长的厚重文化。

（五）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东坡就要离开黄州了。来时，寂寥无奈；别时，又依依不舍。黄州乃至鄂东的朋友闻之，也感到难舍难分，有的特地到苏东坡住地来深情话别。苏东坡欣欣然写下了词作《满庭芳 · 归去来兮》，这也是他在贬谪黄州期间写的最后一首词。他在词作前奏中如此叙述了当时离别前的情形：“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他在词中动情地写道：“归去来兮，吾将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他还在词中深情地感叹：“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如今，这首记述他在黄州乃至鄂东“朋友圈”的词作，被智慧的黄州人用一巨石刻写全文，立在了遗爱湖畔的江柳摇村景区里，让人到此一游，驻足追怀。我在公务之余，就常常到此游历，也曾在此巨石前多次朗朗吟诵，深悟苏东坡离别黄州前融入词句中的人情味。

即便在他离开黄州后的第三年，他回到汴京（今河南开封）翰林院任考试馆职，曾同任武昌令的邓圣求同宿，两人在一起各自谈起在鄂东时的旧事，十分默契投缘，因邓圣求当年在鄂州曾将唐代诗人元结的一首诗刻于郎亭山崖石头上，触发了苏东坡的联想，苏东坡便追忆起在黄州时到鄂州游西山的往事，作了一首《武昌西山诗》，就请邓圣求同赋，结果，此诗一出，苏辙、黄庭坚、张耒等纷纷次韵酬和，多达30余人，成为当时文坛一段佳话，苏东坡将这些诗作收集后，就一并寄给了鄂州车湖的王文甫，信上写道：“西山诗一册，当今能文之士多在间，并拙诗亲写，与邓圣求同纳上。”他建议将这些诗文刻石勒碑，置于西山寒溪之上或山壁之上，可见其对鄂州的拳拳之心和良苦用心。

在他离开黄州后的第四年，友人王定国将自己精心收藏的一幅名画《烟江叠嶂图》拿出来，请他观赏并题签，苏东坡触景生情，马上想到鄂州西山风光，顿时情不自禁地发出“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的感叹，还想象出“山中故老应有召我归来篇”，以表达对鄂东及鄂州西山的怀念和向往之情。